悲情褚时健 没赶上的国企改革

2014-08-07 09:30 来源:青年创业网

 一个为国家创造了800亿利税的企业的领导人,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如一个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如何体现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价值?马律师认为,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有主观因素,但客观现实促使他心理失衡。

褚时健没赶上的国企改革褚时健没赶上的国企改革

  褚时健一案被判决后,众说纷纭。

  法律界的人士普遍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他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利润,但只要他触犯法律,就应该受到惩罚。褚时健罪有应得,量刑得当,经得住历史的审判。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说过,审判是一流的,判决是一流的,辩护也是一流的。

  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褚时健担任玉溪烟厂厂长期间,给国家所做的贡献,上缴的利税是有目共睹的。但褚时建平均每个月3000多块人民币(6.16290.00040.01%),这样的分配无法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

  担任褚时健辩护人的云南有名律师马军为褚时健算了一笔账: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玉烟”17年利税总额800亿元,褚时健17年的全部总收入约80万元,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即“玉烟”每创造1个亿,褚时健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如果再加上“红塔山”品牌352亿元的价值,褚时健的该项收入比例更降至649元。

  一个为国家创造了800亿利税的企业的领导人,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如一个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如何体现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价值?马律师认为,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有主观因素,但客观现实促使他心理失衡。

  马军说:“过去的60年间,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一直处于没有法律的状态, 我们没有《工资法》,没有《劳动报酬法》,没有《个人收入所得法》,我们的按劳分配无法界定, 1992年邓南巡至今,我们没有《市场经济法》,没有《市场法》,这些法律的缺失、制度的缺失,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人为因素,你能说我们的分配制度是公平、公正、正义的吗?不能。”

  国企改革一直在摸索中进行。

  1997年,褚时健被判入狱的这一年,恰好是国企改制的关键点。

  1978年以前,中国企业的生产与销售都是国家包办,企业是政府的工具,“企业不是市场主体”。“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是普遍现象。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很多经济学家呼吁,我国经济工作要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赋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春江水暖鸭先知。1978年10月,四川省对四川化工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等六家实行放权让利,给予企业更多的生产经营权,并根据企业完成生产计划情况和经济核算情况给与企业留存部分利润。留存利润用于给职工发奖金或进行再投资。

  四川宁江机床厂获得自行销售产品权后,4个月便承接了国内外订货1400台机床。该厂1981年资金利润率比1979年增长77%,劳动生产率增长37.7%。

  在地方国企进行放权让利改革实验的同时,经济学界开始对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反思。董辅1979年提出: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企业缺乏最起码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不能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无论盈利还是亏损与企业与职工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因此,国企改革最紧迫的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使国有企业摆脱对行政机构的依附。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文件的核心是:改革计划体制,国家向国有企业下达的产品计划也要以市场购销合同为基础,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生产与自行销售。全面在国有企业推行放权让利,实行利润留存制度,把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生产的发展和职工利益直接挂钩。

  如此,国有企业虽然距离市场主体地位尚有距离,在当时却是巨大的进步。但是,经济学家蒋一苇认为,在无法触及所有制本身的情况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才是国企改革的根本途径。

  1982年,经济责任制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1983年国务院停止了利润分配制度。当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征收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之后,为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利益分配关系,将国有企业所需的生产经营资金由过去的财政无偿拨付改为银行有偿贷款形式。“拨改贷”的实施,使企业形成了明确的资金成本意识,但在社会资金无法进入国有企业的历史背景下,也促使了大量国有企业后来不得不走上高负债经营之路。正是由于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不易理清,促使国家花更大的精力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核心在于“搞活”国有企业。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即,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两权分离”的一个成果是“厂长负责制”。厂长拥有对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决策权与指挥权及中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权。1985年,厂长负责制开始在全国推行,但是,文件里明确规定的厂长权利在现实中却很难落实。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决定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造。从此,国家开始通过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对众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过去国家为了维持这些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在财政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国家希望通过对这些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和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它们推向市场,在财政上摆脱它们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虽然作为国企改革的一面镜子,褚时健在国企落幕了,但关于国企改革探索的步伐,有关方面一直没有停止过。

  2013年底,笔者在哀牢山的果园与褚时健面谈,提起往事,他本人的评论只有短短一句话:

  “我已经看得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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